大雨期间，最终的回报党，大家除了妇女跑警报。

1941年间，在日军对昆明的频繁空袭下，“跑警报”成为联大教授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也有叫“逃警报”或“躲警报”的，都不如“跑警报”准确。

后来湖大也遭轰炸,杨树达一家迁至马溪,许多学生跑警报至此,杨树达便开上几桌让学生大吃一顿。

空袭警报一响,老百姓从四门涌向城外,这就是“跑警报”。

抗战胜利后,释放防空解除警报,吃够“跑警报”苦头的成都民众无不拍手称快。

“躲飞机”“跑警报”成为老南宁人痛苦的经历与回忆。

一次“跑警报”时,陈戒权亲眼看到,陈子馀将钟表铺的名贵钟表背在身上跑。

在昆明感受到可怕的空中袭击,让“跑警报”一词近乎成为中国两代知识分子中尤为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。

成都民众“跑警报”,成了经常事。